1944年,美军因为要派飞机从成都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途中必须要经过华北地区,所以华北地区的气象状况直接决定了轰炸的成功与否。
而当时只有我党的敌后力量能提供相关援助,所以美军就派了一支观察组到延安商谈两军合作的事宜。
王诤将军因为是我军电子领域的专家,被任命为我方全权谈判代表,最后让美军签下了一份“丧权不辱国”的协议,帮助我军培养了一批气象方面的优秀人才。
王诤在谈判桌上不吃亏,谈判桌下也要为我军谋发展。他通过朋友关系,从美军观察组手上借到了美军最新的通讯装备---超短波无线电话机,当时毛主席用后都点赞:
“这个东西好啊,可以不用电线,美国人能造这东西,我看我们也能造,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新任务,制造我们自己的无线电话机!”
王诤当即就答应了下来,可是这一答应就是四五年的时间,直到解放战争时才造出我军第一部超短波无线电话机。
为什么有了模型还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呢?原来是最核心的零件--电子管没有着落,电子管的重要性,就好比现在手机的芯片,王诤就算再牛,也不能凭空创造出电子管。
于是王诤又去找到周总理,诉说计算机的种种好处,不得不说,王诤将军有销售冠军的潜质,针对不同顾客有不同的话术。
如果直接介绍计算机对科研计算的帮助,周总理可能感触不深。但周总理对密码学有很深的研究,革命时期曾亲自编纂过一套密码体制--豪密。
周总理这么多年来对他这套密码一直十分自信,因为在败退台湾前多次试图破译,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如今王诤居然“叫嚣”计算机能破译豪密!这下就把周总理的关注给提起来了,王诤再进一步宣传:
“电子计算机运算能力逆天,根本不管你什么密码学、逻辑学、编码语言、加密习惯等等,就靠超高的运算能力,把每种加密方式都试一遍,大力出奇迹,就能破解任何密码。”
事后,周总理也找其他专家求证,得到的答复是:“王诤没有虚假宣传,一切属实!”
这下子可就轮到周总理激动了:“电子计算机对提高我国破译水平和加密水平都有很大帮助,必须赶紧上马!”
于是1952年,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成立,华罗庚担任组长。但在最开始时,咱们的电子计算机小组,长期那是只有计算,没有电子。
因为咱们当时既没有能力造,又没地方买。这下周总理着急了,赶紧把王诤和相关的研发团队找来谈话。
随后参会人员的发言总结下来就一个中心思想:“现在造计算机,可能条件不太成熟!”
周总理听后,斩钉截铁地说到:“依靠一个部门力量做不出来的计算机,在党中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
王诤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张长长的清单,说道:“有了这些东西,我肯定能把计算机给造出来!”
当周总理看到清单上各种型号的电子管后,陷入了沉默,坐了下来和王诤一起抽上了烟。要知道,周总理只有在压力特别大时才会抽烟,比如除掉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重庆谈判时等等......
不过1956年,事情迎来了转机,苏联通过大型援华工程--“156工程”,帮助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而其中就包括援建中国的电子管厂!
北京电子管厂建成后,年产各类电子管达1200余万只,算得上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有了最关键的电子管,我国自主研发的计算机也步入正轨,1958年6月1日,中国第一台“M103”计算机诞生。
1959年,这台计算机成功计算出了当年五一劳动节当天的天气情况(第一个任务是计算天气情况主要是因为气象归王诤管),这也标志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
王诤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厚望,这让周总理十分欣慰,同时苏联专家也竖起了大拇指:“中国的电子技术将站上亚洲之巅!”
但是,此时王诤却十分清醒:“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苏联专家!”王诤这样说不是怕苏联专家有坏心眼,而是认为苏联专家可能走错了科技发展道路!
原来上世纪50年代,电子技术分为两大门派: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一方押宝在电子管的小型化上,而以欧美为首的北约一方下注给了晶体管,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半导体。
当时美欧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而苏联对中国又是全方位援助,所以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都在向老大哥学习。
苏联专家拍着胸脯对我国的科研人员说道:“晶体管就是垃圾,未来属于电子管!”这种思想随着苏联对中国科技方面的援建深入到我国科研工作者的思想当中。
但是王诤通过亲身去苏联考察和查阅欧美资料后,判断:晶体管才是未来电子产品发展的方向!
但是,当时新中国的“一五计划”因为其中参考了很多苏联专家的建议,所以对于电子产业,电子管的投资远远超过了晶体管。
王诤心里知道:“全方位下注电子管不是过独木桥,而是奈何桥!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给扳正了!”
王诤第一步做的就是在自己管理的领域推行晶体管,王诤命令时任通信兵部通信处处长的李兆吉,要求团以下单位用晶体管电台代替电子管电台。
于是,王诤给这位昔日的学生又上了一课,内容几乎就是预言了晶体管代替电子管的发展趋势:
“野战通讯装备的未来必然是小型化、省电化、牢固化、积木化、标准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半导体化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除了在军事通信方面实施半导体化,王诤还积极给周总理讲解半导体的重要性,于是1956年,周总理在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四个重点发展项目:“大力发展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指挥自动化!”
王诤除了带领中国科技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还挽救了差点被苏联专家带偏的清华大学!
1952年,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清华大学应该专注发展土木工程专业,而其他的医科、航空、钢铁等院系可以放到其他院校。
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都知道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建议,于是将“官司”打到了王诤这里。
王诤将军毫不含糊,不仅上述专业不能裁撤,b体育注册还要给清华增加“无线电系”。苏联专家得知后,向王诤表示反对,苏联专家认为无线电是军校专属学科,应由军校垄断。
于是,王诤决定,不仅要给清华增设无线电专业,全国其他的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也要增设无线电、计算机、半导体等高科技专业!
正是王诤将军的坚持,才有了如今在电子存储领域叱咤风云的清华紫光,如今我们用的平价的内存和硬盘,全靠清华紫光。
在清华紫光产出国产的内存和硬盘之前,三星等国际巨头的安保水平可谓令人堪忧,工厂动不动停电、火灾、水淹......而最后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涨价!
而在1953年,北京大学按照王诤的指示,新增设了半导体专业,而在这一年,有一个叫王阳元的小伙子考了进来,六十多年后的今年,这位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中芯国际”掌门人。
如果不是王诤在面对苏联专家时的坚持,在1952年给各大高校增设半导体专业,可能如今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缺领军之人。
今天,每当我们看到美国对华为芯片封锁、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等新闻,我们不禁感叹半导体技术技不如人!
但是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并不是一直落后,当年在王诤的大力推动,周总理的积极支持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曾在亚洲一骑绝尘。
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并利用光刻技术制造出了国产的集成电路芯片。
1969年,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生产出了TQ-6型计算机,每秒运算能力达100万次,配备磁盘操作系统等,相比国际尖端技术并不落后!
1974年,由王诤组织,中国开始攻克“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成功开发了汉字数据库系统、微型机汉字操作系统、汉字工具软件等等......
而王诤将军虽然在当年已经身居高位,但是也常常亲自给通讯兵干部上课,在上课之余也和学生聊聊闲篇:“你们要努力啊!我一个俘虏兵都做到了中将,只要你们努力,前程一定比我好!”
王诤也不急,点了一根烟,然后郑重地说道:“那可是我军的军神,粟裕大将亲自抓的我!”
不过,天不假年,王诤将军于1978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少了这位一直敦促着中国半导体事业发展的“国师”,中国半导体的发展开始放缓......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开始掉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进口的半导体成本远远低于我们自己生产,所以半导体这个“烧钱”东西,在国内的发展开始放缓。
1980年时,上海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国产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可如今咱们在这方已经落后于日本了。
不过王诤中将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遗泽尚在。王诤将军在50年代心心念念的北京电子管厂,在上世纪90年代虽然多次面临倒闭危机,但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不过生产的产品从电子管变成了液晶屏幕,这个厂也改名为“京东方”!
王诤将军在生前或许不能想到,当年电子管厂会成为今天中国的最大的屏幕面板制造商,甚至有望成为世界之最!
王诤将军在生前费尽心力地为新中国谋划,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清华紫光(内存硬盘)、京东方(屏幕面板)、b体育注册CPU(中芯国际)的好牌,而今天中国能不能打赢“产业抗战2025”这一仗,全看吾辈努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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