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音乐在中国以前经常会被简化成舞曲，正如电子乐器被简化成电子琴，而如今，研究中国的电子音乐还是存在视野过小的问题。唱片很重要，但唱片只是有声文献的一支，如果我们把目标局限在唱片，那这样的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吴应炬。试问中国的电子音乐先驱，有谁能比吴应炬更原创、更丰产、更富于华夏风情？吴老一生为百余部动画、电影、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但是他从未得到唱片业的正视，也许还是自留声机传入中国以来本土最被忽视的音乐巨擘。他在电音领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的动画片，经典作品包含《人参果》以及《葫芦兄弟》，和他在配乐领域的其他杰作（譬如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代表中国动画最高成就的《大闹天宫》、今年会修复重映的《天书奇谭》）一样，这些精彩绝伦的音乐主要保存在胶片里，只有极少数以拼盘合辑或者个人精选的面目被制成唱片，而且主要还是音质糟糕的薄膜唱片。中国的唱片公司有必要反思，你却很难苛责他们，因为那个年代没有CD，也没有消费原声专辑（Soundtrack）的市场。至于现在，市场已经沦为笑话，或者说情怀。

　　这是一例。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国内有太多的音乐没有唱片化，有太多的文献没有电子化。所以本文会减免使用类似“最早”“第一个”的措辞，如果我禁不住用了，我的底气来自目前已经数字化的文献，也欢迎大家举出反例。

　　先说电子音乐。国内文献最早出现这个字眼得益于日本友人。一九五六年，音乐评论家山根银二访华，为首都的音乐工作者做了报告，他的讲话被记者整理成《日本音乐发展的道路》一文，发表在《人民音乐》（六月刊，P20）上：“他说：西欧的电子音乐、构成音乐在日本也都存在，许多音乐家在努力地写作十二音体系音乐。”如果没猜错，“构成音乐”应该是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这便是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序幕，批判意味十足：“报告中首先对西欧、苏联、民主国家音乐发展的情况做了评述，介绍了一年多在欧洲访问当中所见到的由于资本主义走上末路所出现的精神上的不正常在音乐艺术中的反映。”

　　三年后，还是《人民音乐》杂志，刊文《现代资产阶级反动音乐流派简介》（二月刊，P37-38）：“今天在西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派，即所谓‘电子音乐’，他们认为过去的音乐即使是‘十二音体系’还都必须写在乐谱上，靠乐器来表达，这里还有很大束缚……”然后是一九六一年，《环球时报》式的译介还在继续，当年的《前线》杂志（第二十四期，P21）刊文《“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作者从《巴西时报》编译了一些素材，点明剧中的电子音乐都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实验室录制的，他夹叙夹议，语带批判：“我连想到不久以前听说的美国‘无声音乐’。那种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比起这种‘电子音乐’还要省事得多。演奏‘无声音乐’的人，有时只要在自己面前摆上几颗绿豆，凝视十分钟就完事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艺术，是腐朽的没落的艺术。”这是在黑“乐坛发明家”约翰·凯奇（John Cage）啊！

　　一路批判，这种味道直到一九年才淡去。当年的《世界知识》杂志（第九期，P23-26）刊文《西方世界的“先锋派”文艺》。作者丁耀瓒仿佛外国导游，从荒诞派戏剧、抽象派美术，沿路介绍到电子音乐：“一般都用一架构造复杂的大型‘综合机’来制造。”丁先生系出名门，其父丁贵堂在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守上海，帮助保护海关的关产和档案。他对电子音乐的译介难得跳脱了阶级斗争。所谓“综合机”多半是Synthesizer，今日通译合成器——该词最早出现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也是一九年，在《声学工程》（H.F.奥尔森，科学出版社，P631）一书。

　　绝大多数国人听说合成器，知道它和电子琴的大概区别得益于雅尔访华。一九八一年十月，电音大师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上海两地演了五场“激光电音秀”。开演前后，国内媒体炮制了大量扫盲教材，譬如《北京晚报》在当月十九日的第三版发文《电子音响合成器》。特别打上“应读者要求”的图标，标题旁边还加粗注明：“法国音乐家即将为首都观众演奏电子音响合成器。一些读者在看到举办这种音乐会的消息时，都希望知道什么是电子音响合成器。”可怜的读者，这篇科普利器从正文的第一句就错了：“传统的管弦乐器和电子琴、电吉他等电子乐器都是已为大家熟知的乐器。”作者错把电吉他归入了电子乐器的大家庭。电吉他虽然通电，但发音全靠琴弦，而电子乐器的发声体是电子振荡器。这在里都讲得很明晰，还有对电子音乐的定义：“使用电子乐器以及电子音乐技术来制作的音乐。”

　　一个非常广博的概念，由此出发，其实电子音乐的世界远比摇滚、爵士、古典这些音乐类型的疆土要广阔，而且，相信在数码主导的未来，多数音乐都是电子音乐。

　　显然，电子乐器的历史要比电子音乐来得久远。换言之，研究中国电音的发端，首先在于钩沉中国的第一台电子乐器。我悬揣它应该是被引进的，就像留声机，作为西洋的奇技淫巧，先是舶来品，被中国接受之后才有国产的必要。“老大哥”苏联总是领先一步，他们研发电子乐器甚至早在苏联建国之前。一九一九年，俄罗斯人莱昂·特雷门（Léon Theremin）发明的特雷门琴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子乐器之一，这玩意甚至不用弹，演奏起来双手悬空，各种动作让人想起乐团的指挥。遗憾的是，现有文献没能留下电子乐器“舶来”中国的痕迹。

　　目前来看，国内对电子乐器最早的报道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当年第二十四期《中国轻工业》杂志刊发科普短文《电子琴》。文末有猛料：“（电子琴在）我国东北的营口市乐器厂和江苏省常州市等乐器厂都已试制成功，不久将投入小量生产。”这枚彩蛋似乎要将中国电子音乐的起跑点设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这显然违背事实。

　　一九七八年，一部反特题材的国产电影震惊了全国人民，因为它替中国电子音乐打响了第一枪。这部名为《猎字九十九号》的弄潮儿甚至还是八一电影厂出品的，片尾部分，“一九七八年五月摄制”的字幕和特务角色瘫软的镜头一样刺眼。录用电子音乐源于导演严寄洲的匠心。“文革”之后，他看了很多外国参考片（详见《制造明星：严寄洲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P277-280），有些影片出现了电子音乐。我悬揣，电子音乐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严寄洲受此启发，为了出新，预备在《猎字九十九号》尝试宽银幕、大牌演员阵容以及电子音乐（详见《严寄洲和他的电影》，《北京晚报》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九版）。当年他四处打探，国内只听闻日本友人送过上海一台电子琴。联系有过合作的上影乐团指挥陈传熙，辗转得知这唯一的希望废弃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仓库里。别人不敢碰的电子毒草，导演大胆启用，担任作曲的李伟才刚从“文革”的消匿中缓过来，《猎字九十九号》同样也是他的复出之役。国产电音的初啼似乎就要响起，可是忙于录音的陈传熙还不放心，怕电子音乐无法过审，紧急联系导演，建议用交响乐加录一版备胎。导演也急了：“如果挨斗，就斗我好了，与你们无关。”所幸闯关成功，还搭救了一大批同志。我在《甘苦曲——记弦控式电子琴发明者田进勤》（《山西青年》，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P30-31）一文就读到了类似的政治气压。

　　田进勤是陕西人，一九年山西省太原市成立了无线电研究所，他入职以后受外国杂志启发，业余试制电子乐器，后因“文革”中断。《甘苦曲》一文记叙他在七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突然听到电台在放新片《猎字九十九号》的录音片段。“田进勤听完短短的一段乐曲，就兴奋得象喝了三杯醇酒。‘电子乐器解放了！我又可以搞电子琴啦！’”这段描述有一处颇为可疑，《猎字九十九号》片尾写明了“一九七八年五月摄制”，它的原声音乐怎么可能提前在初春广播。既然陈传熙强调了送审的重要性，我估计配乐片段的公开必然发生在影片公映之后。文中值得玩味的细节还有：“（一九七八年）六月山西省晋剧院的赵森林出差到北京了解到，电子琴的研究已列入文化部的科技发展规划。”

　　还是一九七八年，《音乐世界》杂志刊文《电子乐器简介》（第六期，P42-43），开篇写道：“许多同志看了影片《猎字99号》，对影片里新颖美妙而并非发自管弦乐器的音乐感到新奇，一些同志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乐器演奏的音乐呢？”文中也强调：“十多年前，我国营口和上海两地曾先后试制过电子乐器。”

　　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给出答案。意佳、严伟合著的文章《我国电子乐器在发展》（第C1期，P86）说：“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琴的历史比较短，差不多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一九五八年南京邮电学院出版了一本关于电子琴的小册子，同时又和南京乐器厂共同研究、试制了一架单音电子琴。这就是我国的第一台电子琴。”

　　我没找到文中提及的那份物证，却查到了同为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专著《电子乐器》，薄薄一册，只印了三千七百本，作者是“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班”，人民邮电出版社印行。答案偏向了首都北京。如果我们查阅的电子琴页面，其中一句也在旁证：“在中国，1958年北京邮电学院研制了一台电子管单音电子琴。”

　　推论结果，中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乐器是在一九五八年。那台设备水平如何？还是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石峰的文章《谈谈电子乐器、电子风琴和电子音乐》（第一期，P48）吐槽道：“我国在前就有上海钢琴厂、上海口琴厂等单位进行试制，上海钢琴厂曾制造过较简单的电子风琴。此外，也有少数业余爱好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试验。由于中、‘’对整个文艺事业的干扰与破坏，以至一直没有正式生产。仅有一种附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电子琴，那只是一种玩具而已。”

　　玩具一说似乎过于严酷。上海国光口琴厂研制的电子琴多次被文献提及，当我看到实物照片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很有腔调，像管风琴。照片由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拍摄，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刊发在《人民日报》。非常迷你的豆腐块新闻，题为“上海制成晶体管复音电子琴”。照片不是没有伪造的可能，但图说拟得很严肃：“这是上海国光口琴厂的技术人员正在用晶体管复音电子琴弹奏乐曲。”一年后，“文革”袭来，接着是十余年的空白。一九七九年，韩冬在当年的《乐器》（第三期，P20-21）杂志发表文章《国内电子琴试制简况》，抚今追昔，不免感喟：“目前，我国电子琴生产基本上还是个空白，虽然国内不少单位先后试制出不同类型的电子乐器，但和世界水平相比，仍处于初级或中级水平……”

　　充其量就是刚入门。《猎字九十九号》之后，北影厂的《黑三角》、上影厂的《东港谍影》也在配乐里融入了电子琴。那阶段，电子琴成了电子乐器在中国的唯一代言人，上海因为先天优势，承担起了领头羊与普及兵的任务。一九八〇年出品的科教片《电子琴》就是上海团队投拍的。我最早听闻这部影片是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当时去采访作曲家屠巴海先生，请教电音在上海的早期发展。屠老和吴应炬合作过动画片《人参果》的配乐，他负责演奏，吴应炬以及当年那台合成器的话题自然在列。他习惯性地管当年演奏的合成器叫电子琴，说是上海美影厂买的，音色已经比较丰富了。当时科教片盛行，身兼作曲家、指挥家的屠巴海因为会弹电子琴成了新科技的专家。剧组找到他。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因为对自己的颜值缺乏信心。他推荐了两位形象靓丽也会弹电子琴的女孩子。一位是浦琦璋，另一位叫陈维文。

　　浦琦璋我们相对熟悉。她用三排键盘的“雅马哈”改编过民乐《渔舟唱晚》，这个电音版几乎上年纪的国人都听过，因为那首曲子一九八四年被中央电视台相中，选取了一分多钟的片段作为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陪我们度过了将近二十载的风风雨雨。陈维文是上海广播乐团的，我在屠老的回忆里听到了难得的几句赞誉有她的一份，夸她是“真正的钢琴家，基础好”。浦琦璋则是“搞扬琴的，钢琴弹得一般，但是人聪明，女同志嘛，游说的本事比较大，文化局给她买了一个琴，这个琴一进来她就不一样了”。屠老吐槽的“琴”正是后来给浦琦璋带来许多荣誉的那台三排键盘“雅马哈”。她在电子琴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陈维文也是，这两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沪上电子琴界的绝代双骄，发唱片，出教材，风靡一时。屠巴海在《人参果》之后就退“电”了，有感“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在台上玩电子琴”，加上英语不好，b体育入口业务太忙，这都是他离开的原因，专心作曲和指挥。

　　对于中国的电子音乐来说，路才刚刚起步。强力外援正在蓄力，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法国人早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就来到北京，给中央音乐学院授课，后来，还赠送了一台英国产的EMS Synthi AKS合成器。这是合成器，他希望纠正中国人在认知上的错误，不要因为这是电子乐器，长得像琴，就叫它电子琴。